经济紧张与针对女性的家庭暴力密切相关。本文作者基于实证调查发现：已婚妇女的感知经济紧张程度与丈夫对其进行家庭暴力和经济控制的可能性呈正相关；家庭收入低与丈夫对妻子进行个人和经济控制的可能性呈正相关；丈夫失业与其对妻子进行经济控制的可能性呈正相关。在此基础上，作者建议政策制定、学术研究应充分关注主观经济紧张与客观经济紧张对女性家庭暴力的影响。

由经济紧张诱发的家庭暴力给受害者造成极大伤害，应关注家庭暴力发生的经济因素，有效防治家庭暴力。

■ 郑莉 徐小禾 刘艺璇 王建 徐睿

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社会学界和公共卫生学界开始关注中国的家庭暴力问题。虽然关于家庭暴力发生率的统计数字有所差异，但统一的趋势表明，针对妻子的家庭暴力现象时有发生。关于针对妇女的家庭暴力产生的原因，研究发现父权意识形态，女性对家庭收入的低贡献率，男性的低社会经济地位、贫困、嗜酒以及吸毒都是针对女性进行家庭暴力的风险因素。但目前国内少有关于经济紧张和家庭暴力关系的系统性研究和理论化说明，笔者致力于弥补这一研究缺陷。

笔者采用2017年由成都市妇联、成都市社会科学院和四川大学联合进行的成都市女性思想状况及生育意愿调查数据，选择已婚女性样本纳入统计分析模型研究，样本量为340份。

基于家庭压力模型的四大假设

基于家庭压力模型和关于家庭暴力的文献回顾，本研究提出以下四个假设：假设妻子的感知经济紧张程度与丈夫对其进行家庭暴力行为的发生率正相关；假设丈夫失业和家庭收入低与丈夫对妻子进行家庭暴力行为的发生率正相关；假设妻子的感知经济紧张程度与丈夫对其进行经济和个人控制的可能性正相关；假设丈夫失业与家庭收入低与丈夫对妻子进行经济和个人控制的可能性正相关。

关于“针对妇女的家庭暴力”，笔者采用世界卫生组织针对妇女的家庭暴力定义，包括强制性控制和性别控制两个面向。性别控制是确切存在的家庭暴力形式。以往针对女性的家庭暴力通常局限于暴力行为，使用各种冲突策略量表来测量，这些暴力行为通常包括情感虐待、肢体暴力，以及性暴力，而男性对女性的性别控制往往被忽略。

经济紧张是指由于收入低、临时或长期失业等原因，缺乏满足家庭需要的经济资源。笔者依据最开始应用于研究经济紧张与儿童福利问题的家庭压力模型，将经济紧张与针对女性的家庭暴力联系起来。该模型认为，由失业和经济紧张导致的经济苦恼会进一步引发婚姻冲突，同时会降低教养质量和损害儿童福祉。

丈夫失业这一社会性结构压力是造成经济紧张的重要原因。目前有三个理论视角来解释丈夫失业和针对妻子的家庭暴力的联系：丈夫失业是丈夫自身和整个家庭的压力源，这会增加丈夫对妻子家暴的风险；丈夫失业会削弱其自身挣钱养家的角色、经济控制感以及安全感，从而会促使丈夫加强对其妻子的经济控制和个人控制；丈夫失业后，有更多时间待在家，更容易与妻子产生消极互动，导致家暴发生。

由家庭收入低引发的经济紧张会让夫妻难以负担他们的日常生活开销。经济压力源会与其他压力源产生合力，比如与教养问题、家务劳动分工不均问题、家庭关系维系等问题，使伴侣双方的心理健康都受到损害。由经济紧张造成的家庭压力程度越高，丈夫越容易对妻子进行家暴。

感知经济紧张是指自我感知到的经济困难和失业状态，是家庭压力模型中一种感知压力源。感知经济紧张反映了性别和收入不平等，这对研究针对女性的家庭暴力有重要参考意义。经济困难是压力的重要社会和心理来源，相较于客观经济紧张，感知经济紧张对家庭暴力的影响可能会更大。

经济紧张是针对女性的家庭暴力发生的重要因素

利用2017年的成都调查数据，笔者旨在综合考察主观与客观经济紧张对针对女性的家庭暴力行为的影响，经过实证调查与数据分析，有如下发现。

第一，妻子的感知经济紧张程度与丈夫对其进行家庭暴力行为的发生率正相关，但妻子的感知经济紧张是否会诱发家庭暴力行为还需要进一步考察。笔者认为，当妻子的感知经济紧张程度高时，会产生很多负面情绪，这些负面情绪可能引发家庭冲突。感知经济紧张蕴含了对家庭经济状况的自我评估，当妻子的感知经济紧张程度高时，会诱发关于家庭责任的负面情绪和家庭冲突，从而导致家庭暴力的发生。同样的，丈夫可能会产生相似的感知经济紧张感受，引发相似的负面情绪，从而导致家庭暴力的发生。遗憾的是，本研究使用的数据中没有丈夫的报告数据。当然，本研究的目的不是要谴责受害者。经济紧张所造成的的可能性之一就是家庭暴力的发生。

第二，丈夫失业和家庭收入低与针对女性的家庭暴力行为都不显著相关。但妻子的感知经济紧张程度与其遭受家庭暴力是显著相关的。丈夫失业和家庭收入低或许只会增加丈夫对其妻子进行性别控制的可能性，但并不直接影响丈夫的暴力行为。

第三，妻子的感知经济紧张程度越高，丈夫对家庭经济的控制增强，但对妻子的人身控制不会增强。这一发现与中国家庭的父权制特点相一致，丈夫总是被期望为家庭提供经济支持的。但妻子在打理家庭的具体开销时，对家庭的经济困难有更强烈的感受，同时会将这种感受传达给丈夫，因此，丈夫会增加对家庭经济的控制，同时限制妻子对家庭经济资源的掌控。感知经济紧张是一个主观的经济压力概念，它反映了丰富的社会经济不平等内涵，这也体现了本研究的目的并不是要谴责受害者。

第四，家庭收入低会增加丈夫对妻子进行人身控制和经济控制的可能性，但丈夫失业只会增加对妻子的经济控制的可能性。这与之前在美国的研究发现一致，当丈夫不能胜任家庭经济提供者这一角色时，妻子会很失望，丈夫也产生不能胜任的失落感。这些消极情绪会增加夫妻冲突，进而提高家庭暴力发生的风险。本研究发现，当家庭缺乏经济资源时，丈夫的养家角色会被削弱，这会影响男人的男子汉气质，这与在西方的发现是一致的。丈夫这种不胜任感会促使他们采取增强对妻子经济控制的策略。

尽管有所局限，本研究使用家庭压力模型对成都女性的家庭暴力经历进行了很好的本土化分析。家庭压力模型将经济紧张视为重要压力源，这可以部分解释丈夫的暴力行为和性别控制行为，这在中国社会同样适用。同时，本研究启示我们，在研究针对女性的家庭暴力时，要关注性别和收入不平等，主观和客观经济紧张等社会及心理因素的影响，在更宽泛的社会和家庭情境中，考察妻子的感知经济紧张与遭受家庭暴力的关系，关注性别和社会因素对家庭暴力的影响。

（郑莉、徐小禾、刘艺璇单位：四川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王建、徐睿单位：成都市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