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跨国灰姑娘》一书聚焦在台湾家庭务工的东南亚女保姆，通过上百份访谈，展现了其所面对的结构性困境与生存策略。

▲ 尼日利亚女作家奇玛曼达·恩戈兹·阿迪契短篇小说集《绕颈之物》中所收录的《上个星期一》讲述了尼日利亚女硕士卡玛拉到美国家庭做保姆所面对的挣扎与迷茫。

目前很多外籍保姆如菲佣、印佣、泰佣等进驻到北京、上海、广东等地的家庭，并以其专业技能赢得雇主青睐。本文作者探究了“全球保姆链”形成背后所展现出的种族、阶级与性别关系的运转过程。在全球保姆链链条中，性别界线、族群（种族）界线、阶级界线以及公私界线交织在一起，使外籍保姆成为“阶层化的他者”。传统性别角色要求使外籍保姆处于双层负担之中，她们也希望透过家务外包，来与父权博弈。

■ 胡桂香

上个月，一篇《上海保姆朋友圈鄙视链》刷屏网络，文中所展现出的保姆群体以其专业化技能引人关注。目前很多外籍保姆如菲佣、印佣、泰佣等进驻到了北京、上海、广东等地的家庭。基于此，本文探究了全球经济浪潮化背景下，全球保姆链形成背后所展现出来种族、阶级与性别关系的运转过程。

族群下的身份差异：阶层化的他者

台湾学者蓝佩嘉曾用十年的时间访谈了超百位印菲帮佣和台湾雇主，不仅展现劳雇双方在家庭屋檐下所面临的结构困境、生存策略与认同政治，同时也映现了在全球化下阶级、族群、性别与代间关系等界线如何在家务移工与雇主的生命中形成并转换。她指出，“鲜少有工作安排如此典型，雇主与雇工都是女性，然而在许多状况下，这两个女人之间的关系是一种剥削连带，而非姐妹情谊”。

自第一波女性主义运动兴起以来，“女性情谊”是性别研究中的一个极其重要的议题，她既是女性主义运动构成的根基，是集体认同的基础，一种共享的价值理念。然而，20世纪90年代以来女性主义者尤其是少数族裔的女学者开始质疑“女性”的同质经验，正视女人之间的差异，强调性别的压迫不是绝对优先，而是与其他社会不平等如阶级、种族、国际乃至性倾向等相关联。

在全球保姆链这个链条中，保姆这个主题尤其暴露了女人之间的差异与不平等，涉及性别界线、族群（种族）界线、阶级界线以及公私界线，这几种界线交织在一起，体现的是身份的不平等。对于外籍劳工来说更是呈现了国家或者种族之间的权力关系与阶级不平等，体现的是如蓝佩嘉所定义的“阶层化的他者”，而“阶层化他者”由国家政策、社会大众以及中介机构组织共同作用形成。

来自同一国家的移工们被同质化为享有共同特征的集体类属，这些种族化的控制形象，呈现出不同类型的他者化方式，如将菲律宾帮佣描述为“西化的他者”，印尼帮佣是“传统的他者”，越南帮佣为“共产主义的他者”，移工之中又根据国籍区分为不同的次类群，如菲劳、印劳、泰劳等，彼此的文化差异被放大，以此强化了国族界线的区分。所以不仅女雇主与雇工之间是一种剥削或者地位低下之间的突显，就连家务雇佣之间也呈现出许多的等级与不平等关系。来自菲律宾的女佣由于大都接受了专业的培训，有的甚至是大学毕业，因此她们所受的教育程度与专业知识使她们在东南亚女佣中高人一等。

跨越国界与性别藩篱：与父权博弈

从宏观上来看，尽管外籍保姆被社会建构成“阶层化的他者”，但是从微观来看，她们之间也有着惊人的相似和复杂的互动。

在资本全球化背景下，性别不平等的二元区分呈现更立体的结构，尽管这种立体结构也能用不同阶级间的矛盾部分解释，但其源头仍然是性别分工不平等，蓝佩嘉指出，无酬家务劳动与有薪家务劳动不是互斥、独立的范畴，而是女性化家务劳动跨越公、私领域所形成的结构连续体，连续体内的女性们尽管有着差异，但皆同时参与了与父权博弈的过程。对于女雇主和外籍女帮佣来说，父权制既是不同的——相对于不同国家与地区的文化，同时也是相同的——受到另一性别的宰制。

为了摆脱潜在的父权控制，有些受过高等教育的女性选择外出工作以证明自身能力，然而，传统性别角色的要求使女性处于双层负担之中。于是，她们希望透过家务外包，来跟父权博弈。对许多外籍女性帮佣来说，出国工作不只是一种维持家庭生计的策略，也是一种帮助女性自家庭重担中摆脱的隐秘策略。有些“跨国灰姑娘”出来不一定是为了经济报酬，她们可能是基于对国外生活的现代性想象，又或者是出于对个体自由的追求，同时为了扩展人生视野及探索现代世界而展开旅程，不一而足。事实上，不论是雇佣帮佣的女雇主，或是受雇的家务移工本身，她们的现实生活都与支配性的妇职规范大相径庭，两群女性都因为工作而偏离了传统的全职家管与母亲角色。

难以逾越的公私界线：全球保姆链的形成

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家务劳动的性别分工即成为西方女性主义者关注的焦点。著名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者玛格丽特·本斯顿认为，提倡妇女进入公共劳动场所，却不同时使做饭、清洁、照顾儿童等工作社会化，这只能使妇女受压迫的状况更加恶劣。

本斯顿也提醒大家，家务劳动社会化也许会导致这样的结果，妇女在家庭外所做的工作，其实无异于她们今天在家中所做的工作。例如，在家吃饭变成在公共食堂吃饭，这种变化安排也许仅仅意味着女人走出她自己家狭窄的、私有的、个人的小厨房，进入宽敞的、公共的集体的大厨房而已。确实，只要妇女的工资比男人低，只要妇女被认为比男人更有能力照顾老幼病残，那么从公领域退回私领域的将是女人，而当妇女进入公共劳动时，她往往从事的也是那些具有“妇女特质”的工作，比如家务劳动、情感劳动。

因此，有学者借用食物链比喻，描述已然形成的“全球保姆链”，上游是富裕国家与地区中能够负担雇佣的女性，当她们把劳务向下外包，其雇佣的家务移工必须离乡背井来交换经济报酬，有家庭与小孩的移工，必须借由亲人的协助，或者是雇佣母国更加贫穷的女佣。对海外的家务移工而言，身为家乡女佣的“女主人”代表着她们的地位比邻居高，而且也提供一种心理补偿，缓和她们在海外工作所受的痛苦，这些女性移工享有暧昧与矛盾的阶级位置，她们既是海外的女佣，又是远方的雇主。

当然，她们这种不上不下的地位，是多层的“再生产劳动的国际分工”的中间层面，当她们替富裕国家的中上阶层的女性照顾小孩以赚取高薪时，同时也把自身的家务劳动和照顾责任转移给母国的贫穷妇女，母国的家务帮佣位居这个多层结构中的最底层，拥有的经济与文化资本最少。她们可能因为教育程度有限或者条件不足而无法出国工作，其劳动条件与薪资所得也与海外帮佣有明显的差距。

（作者为湖南女子学院妇女性别研究与女性教育中心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