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性对身体之美的追求可谓由来已久。从古至今，女性身体的审美标准、对美的定义，都会随着时代背景而发展变化。当下，女性在追求身体之美的过程里，反而很容易忽略掉“身体”这一本质。在“他者”的目光凝视下，女性对自己身体之美的认知及追求甚至会产生各种关于“美”的心理困扰和精神焦虑。在追求美的过程中，女性作为身体的主体，需要注重对身体本身的关注，回归到真正关于“美”的愉悦之中。

■ 薛芮

在当代的身体审美之中，逐渐显现出一种“身体缺失”的现象。也就是说，女性在追求身体之美的过程里，反而很容易忽略掉“身体”这一本质。这种现象很大程度上关乎现代性消费文化与父权文化传统交织带来的束缚。

女性身体审美的历史发展

“身体”既是每个人日常生活的基础，也是各人文学科研究的重点内容之一。在哲学话语中，身体是自然的、实践的，同时也是技术化的。二十世纪后期，随着西方资本主义消费文化和女性主义思想的发展，“身体”愈发多的涉及审美、性别、政治、文化、认同等问题。社会学家奥尼尔对人类存在的身体进行了两种分类，一是生理的身体，一是交往的身体，前者主要是指身体关于“生殖”的自然属性，后者则主要是指关于“美”的社会属性。

女性对身体之美的追求可谓由来已久。据悉，早在原始社会时期，女性野蛮人就已经非常注重外表的“打扮”，对此，达尔文在《人类的由来》一书中还详细描绘了她们的穿唇、纹身等身体装饰。而女性身体审美的发展历程是与人类社会的文明演进相关联的。

显然，在远古社会，女性身体的审美主要以身体的自然属性为标准，也就是以生殖繁衍为核心，“丰硕”“强悍”等审美意象体现出远古人类面对未知的自然的进取心态；到了阶级社会，父权文化制度下“男尊女卑”的社会关系又引导了女性身体“柔弱”甚至“病态”的审美取向。

从学界相关研究与大众文化的媒体呈现中都不难看出，女性身体的审美在我国历史的各个朝代间各有不同的崇尚：唐朝社会政治与经济相对稳定繁盛，文化与科技的发展也带来意识形态的开化，使女性身体（包括服饰装饰等）的审美特征变为了丰满与性感；从宋元至明清时期，女性身体又逐渐以削瘦阴柔为美。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女性身体的审美取向又逐渐以健康朝气、中性美等元素为特征。从古至今，女性身体的审美标准、对美的定义，都会随着时代背景而发展变化。并且，身体之美不仅关乎着纵向的时间变量，同时也横跨了私人领域和公共领域，即，身体所代表的私人经验也在某种程度上指涉着“他者”。这就令我们不得不思考：在当代消费文化和媒介干预的背景下，女性身体在公共领域下究竟是怎样“被审美”的？

消费社会与大众文化中的身体审美

自二十世纪消费文化与时尚产业迅速发展以来，身体开始成为重要的消费层面。女性在私人领域与公共领域层面都更加注重对身体表面的管理，试图通过化妆、美容、整容等各种程度的身体改造计划去塑造更有美感的身体。消费文化的兴盛带来了打造身体之美的更多途径，既给予了身体的“解放”，却也导致了身体的“异化”。

在消费社会，漂亮珍贵的衣服、新潮的发型发色、精致的妆容风格、亮眼的美甲艺术等，皆是女性群体的关注热点，种种审美时尚都在通过女性的身体来展现消费性符码。时尚可以被视为一种特定范式的模仿，也可以被视为个体寻求差异化的反映。在消费与时尚的驱使之下，构建于“身体”之上的各种行为系统都愈发的从初级生存需求演变为一种关乎“趣味”的表征，这种表征也成为一种文化资本的区隔。但事实上，时尚并不应仅仅存在于身体之上（如化妆、美白、瘦身、染发、整容等），而更多也应包括身体周围，也即生活方式与价值理念等。

当女性身体审美与“消费”有关，也即必然与经济资本和权力产生了联系，就这样，女性身体之美不断被社会建构与生产。随着媒体科技的高速发展，大众文化，尤其是视觉文化对女性身体审美的影响愈发重大，女性已经在不知不觉间将媒体呈现的“理想身体”内化为自己的审美标准。大众文化媒介能够制造出关于女性身体审美的“标准”，当女性以这些被建构的“标准”来驯化自己的身体，被驯化的便不仅仅是“身体”本身，而是也包括了女性的主体性存在。那么，大众媒介所制造的“标准”究竟由何而来？女性又该如何评价与呈现身体之美？

女性对身体的评估与呈现

在美学实践中，性别思维是重要的组成部分。性别作为美学实践，最具影响力的阐述之一便是来自朱迪斯·巴特勒的性别操演理论。在巴特勒来看，性（与性别）是由仪式化的、重复的行为产生的。女性对自己身体的评估与呈现，受到性别操演的规训、男性凝视、性别角色期待等多维因素的影响。

从身体与规训来说，女性身体审美既关系着社会规训也关系着自我规训。也就是说，女性对身体的塑造既可以来自自身的主动追求，也可以来自外在的社会压力。关于“自身的主动追求”，其实在很大程度上是将自己的身体之美作为消费物或消费资本；而“外在的社会压力”则主要指涉着大众文化媒介等背景下的男权话语规训。在男权话语凝视之下，女性的身体之美变成了被审查的对象，也就令女性潜移默化的默许了男性审美期待、默许了一种使自己被客体化的审美标准和价值理念。

著名存在主义学者西蒙·波伏娃曾说：女人不是天生为女人的，而是被后天造就为女人的。我国的历史传统中有明显的父权文化色彩，在父权文化影响下，女性正是被性别刻板印象和性别角色的社会期待等建构为“女性”。

女性对自己身体之美的认知及追求就这样在“他者”的目光下被不断的干预，甚至会产生各种关于“美”的心理困扰和精神焦虑。然而，“身体”始终涉及着主体与客体的哲学范畴，身体美学应意在追求身心合一、主客相融。在追求美的过程中，女性作为身体的主体，需要注重对身体本身的关注，使对身体之美的追求从束缚与压抑中抽离，回归到真正关于“美”的愉悦之中。

（作者为北京林业大学人文学院博士生）